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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合作机制及存在问题

发布时间:2018-08-11

摘要

  Abstract:Vietna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ighbors of China and the bigges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with not on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ally synergized with Vietnam's “Two Corridors and One Loop” concept, but also the China-Vietnam cooperation operating effectively under the “Lants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lthough complicated historic and realistic factors have threate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China-Vietnam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s offered a huge space for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Moreover, the unique geo features and the multipl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have ensure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hina-Vietnam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l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conversely further boost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越南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邻国之一, 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1]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中越关系近几年波折不断,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越南对此颇有疑虑。近两年来经过中方的不断努力, 越方的态度开始转变, 从观望到逐渐表明合作意向。目前, 两国政府已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构想之间的战略对接达成共识, 并开始付诸实施。然而, 近几年逐渐加剧的中越南沙岛礁主权争端、越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越南奉行的日益向美国倾斜的大国平衡战略以及对华贸易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逆差等负面因素, 不断影响着中越合作的发展。如何排除干扰因素、找准双方的利益共同点, 就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越合作的难点所在。

  一、越南对“一带一路”倡议从“观望”到“谨慎欢迎”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越南是沿线国家中较晚作出明确响应的。目前在政策层面, 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多次沟通和交流, 两国政府的合作意向已经非常明确[2], 但就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言, 越南政府的态度仍比较谨慎。[3]

  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5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内, 越南政府对该倡议都持回避态度。[4]如, 2015年4月中越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对“一带一路”只字未提;7月, 张高丽副总理访越, 越方媒体在报道时也未涉及其领导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回应。

  2015年9月, 越南副总理阮春福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并致辞, 首次明确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达欢迎的态度。他说:“越南欢迎并积极研究参与中国在相互尊重、互利基础上提出的增进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有关倡议, 其中包括‘一带一路’。”[1]同年11月, 习近平主席访越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 是两国“一带一路”合作在政策沟通层面取得的开拓性进展。该声明正式提出, 要“加强两国间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构想对接”。2016年9月, 越总理阮春福访华期间两国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强调, 要“发挥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作用, 积极研究并推动‘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项目”。2017年初,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再次确认了上述共识。5月,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访华期间, 两国共同发布《中越联合公报》, 提出“加快商签对接‘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框架合作备忘录”, 成为两国“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又一标志性进展。11月, 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发布的《中越联合声明》正式明确, “越方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愿同中方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文件。”

  然而, 较之“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 越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仍然有限。中越两国尚未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2017年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的270多项具体成果中涉及越南的仅有3项。2015年11月的《中越联合声明》、2016年9月和2017年5月的两份《中越联合公报》, 虽然均提及“一带一路”, 但都措辞谨慎, 不仅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既有的“两廊一圈”构想等量齐观, 而且只有《中越联合声明》提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产能合作和推动双边贸易发展, 而两份《中越联合公报》都仅在述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时提到“一带一路”倡议。即便是2017年11月的《中越联合声明》在正式宣布“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 仍特别强调要以“符合各自利益、能力和条件”为基础。越南方面对待“一带一路”合作的谨慎态度可见一斑。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越合作机制

  (一) 从“两廊一圈”到“一带一路”

  2004年5月20日, 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时提出与中国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建议。所谓“两廊一圈”, 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条“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2008年和2009年, 越南政府先后制订了上述两项到2020年的具体发展规划, 称“两廊一圈”构想。其旨在建设完善的交通走廊, 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促进中越两国边境省区发展经济、贸易和互利合作, 并使“环北部湾经济圈”发展成为富有活力的经济区。[1]2015年初, 越南政府正式批准了“两廊一圈”发展规划。

  越南的这一构想提出后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2004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越期间, 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明确表示双方同意成立专家组, 积极探讨“两廊一圈”构想的可行性。作为有助双方经济合作的一项战略措施, “两廊一圈”构想可为双方边境地区间的合作构筑一个平台, 因此引起了与越南毗邻的中国广西、云南两省的极大兴趣, 两国及地方政府之间开展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多层次合作。但由于两国边境省区的经济发展都相对落后, 交通条件也较为复杂, 且越方受制于经济实力, 投入的资源有限, 因此“两廊一圈”建设成果一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两廊一圈”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与资源, 也为双方边境地区的发展带来新契机, 这也是吸引越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重点是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促进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不论是从地理范围还是利益相融上来说, 其与越南的“两廊一圈”构想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交集。因而, 加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的对接和合作便成了中越双方互利共赢之举。

  2015年7月张高丽副总理访越期间, 首次向越方领导人提出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进行对接。同年11月, 习近平主席访越, 双方正式宣布“两国已就扩大‘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框架内合作和加强产能合作达成重要共识”[1], 将通过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建设, 扩大产能合作,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2]2017年发布的《中越联合公报》和《中越联合声明》也一再强调要加快两大战略的对接, 并落实双方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 尽早确定合作的优先领域、重点方向及具体项目, 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提质升级创造条件。

  (二) 次区域合作的新机制:澜湄合作

  中国与越南合作的另一个平台是“澜湄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大陆国家向来联系密切, 区域合作也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兴起, 中、老、缅、泰、柬、越等国开展了多层次、多样化的次区域合作。200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GMS) 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后,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但是近几年来,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增长乏力。与此同时, 中国与湄公河沿线国家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原有的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和地区发展的需求。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 澜湄合作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2014年11月, 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提出, “为促进东盟次区域发展, 中方愿积极响应泰方倡议在‘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此后, 各方分别于2015年4月、8月在北京和清迈举行了两次高官会, 就相关合作问题达成一致。11月12日,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一次外长会议在中国云南举行, 宣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 “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望成为率先取得突破的方向”[1], 并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发挥示范作用。

  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几年来, 多个早期收获项目已启动实施或完成, 成效初显。六国开展了20余个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项目, 实施了上百个惠及民生的中小型合作项目, 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 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的贸易额超过2, 2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6%;同期, 中越、中老、中柬双边贸易额增长幅度均超过20%, 远远超出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而中越双边合作也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取得了显着成果。尤其是跨境经济作为“澜湄合作”机制中的5个优先合作领域之一, 中越两国已取得突出进展。2017年11月, 中越签署了《关于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框架协议谈判进程的谅解备忘录》, 正在不断推进东兴-芒街、凭祥-同登、河口-老街等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中越德天—板约瀑布国际合作区建设。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经贸合作现状

  (一) 双边贸易稳步增长、结构渐趋平衡

  近年来, 中越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尤其是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 双边贸易额仍持续攀升。2017年, 中越双边贸易额更是达到1, 212.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增幅高达23.5%。目前,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越南也已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八大贸易伙伴, 两国贸易额约占中国和东盟贸易总额的20%。

表1 2013—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表1 2013—2017年中越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在贸易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 双方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长期以来, 越南由于国内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落后, 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非常旺盛, 而能够提供的工业制成品则非常有限, 因此越南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明显的逆差地位, 双边贸易严重不平衡。对此状况, 越南一直颇有怨言, 这也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重视。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会晤时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这一状况因此有了明显好转。2015年, 越南对华出口增长高达49.9%, 而中国对越出口增长仅3.8%。此后两年, 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连年下降, 对华出口则连续高速增长, 2017年对华出口同比增长35.4% (据越方统计更是高达60.6%[1]) 。从总体上来看, 两国双边贸易结构正趋于平衡, 越南对华出口增幅远大于从华进口增幅, 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 双边贸易不平衡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

  同时, 从贸易商品类别上来看, 越南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在不断改善。矿产品、塑料、植物、机电和纺织品一直是对华出口的传统商品, 2013年, 这五类商品占中国对越进口总额的84%。近几年, 中国从越南进口的矿产、塑料等商品有所减少, 进口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商品逐渐增加, 尤其农产品、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的增幅较大, 为缩小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功不可没。

  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也得到良好发展。目前, 平均每周就有300多个航班往返于中越两国。截至2017年12月, 到越南的中国游客已突破400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48.6%;[1]到中国旅游的越南游客也达到650多万人次, 远超过2016年的220万人次。[2]

  (二) 投资合作规模稳步推进, 形式更加多样

  随着中越经贸合作的持续深化, 中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规模也逐步扩大。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2016年,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12.79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存量49.84亿美元。据越方统计, 2016年中国 (不含港澳台) 对越南投资协议金额为18.75亿美元, 同比增长152%, 其中新批项目278个, 协议金额12.6亿美元;原项目增资74个, 协议金额4.4亿美元;参股和股权收购项目161个, 金额1.7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 中国在越南累计投资项目数量1, 554个, 协议投资金额105.2亿美元。[3]

  自2017年开始, 中国对越投资进一步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在当年获批新投资项目的80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为14.09百万美元, 占6.6%。仅在前11个月, 中国在越南注册244个新投资项目, 总注册金额为20.5亿美元, 在100多个向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排行中列第四位。[1]从投资领域来看, 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电力生产和房地产行业, 同时呈现出向先进技术领域转变的趋势。[2]对越投资项目主要以独资方式为主, 约占投资协议总金额的2/3。从投资区域来看, 中国投资遍布越南全国各地, 其中北部地区占57%左右, 中部占22%, 南部占20%, 最集中的是河内和胡志明市。在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 中越两国的投资合作方式也日渐多元化。

  2015年11月《中越联合声明》发表后, 中越两国开始推动“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 扩大框架内合作。为此, 两国成立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多个合作机制, 加大力度推进中国在越南龙江、海防投资的两个工业区的建设。通过加强经贸投资等一系列合作措施, 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在此期间, 中越两国相继签订了《关于促进产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产能合作项目清单的谅解备忘录》。项目清单内的一批重大战略性项目逐步开始实施。作为中越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 中国在越南的工业园区建设成效显着:位于越南前江省的龙江工业园区已引进38家中国企业, 总投资超过12亿美元, 2016年实现工业生产总值超过5亿美元;2016年12月, 中国-越南 (深圳-海防) 经济贸易合作区也已在越南北部最大港口城市海防开工建设, 园区预计将于2021年全部建成, 届时将吸引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 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3]据不完全统计, 中方对越南投资项目已经吸纳当地员工约20万人, 占越南外资企业吸纳当地员工总数的5%左右,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4]

  与此同时, 中越两国修订了边境贸易协定, 制定《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2017—2021) 》, 确定了长期合作的具体计划, 不断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目前, 两国先后规划建设了东兴-芒街、凭祥-同登、龙邦-茶岭、河口-老街四个“中越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 从事跨境出口加工贸易, 扩大边境地区口岸开放。根据中越双方签订的《关于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 在合作区内采用“一区两国、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关运作”的运作方式, 重点发展制造业、跨境旅游以及金融服务等支柱产业, 以期形成区域性国际商品中心。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越期间, 两国签署《关于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框架协议谈判进程的谅解备忘录》, 并在《中越联合声明》中确认, 要以此为基础, “积极商谈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框架协议, 带动两国边境地区发展, 提升双方互联互通水平”。[1]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迅速推进, 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成功典范, 也成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对接的直接支点以及双边经贸进一步深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中越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中越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犹存, 短期内难以解决

  长期以来, 中越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从2004年开始, 越南对华贸易逆差以年均35%的速度急遽增加;到2008年, 逆差额已经高达上百亿美元;2014年, 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438亿美元。这一状况长期持续, 导致越南方面顾虑重重, 担心国内产业会遭受威胁。为此, 越方特意加强了中国对越出口和投资的限制, 这些壁垒的不断增加阻碍了双边贸易的良好发展。

  中国能够理解越南的关切, 也做了很多努力;越南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来降低对华贸易逆差, 并从2015年以来取得显着效果。但总的来看, 由于越南对华出口主要为农产品、自然资源等原材料类商品, 而且从总量上也大体到达瓶颈;而中国对越出口多为工业制成品, 相比越南国内产品性价比更高、竞争力较强。这从根本来说, 还是两国在世界贸易链结构中的位置不同, 越南能不能卖给中国所需要的产品才是问题的关键, 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

  (二) 双方贸易口岸与互市点基础设施不完善, 制约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越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 但两国边境地区仍未完全摆脱“联而不通”的困境, 中越经贸合作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制约。[1]制约中越陆路货物运输的最突出问题, 是两国铁路轨距的标准不一致, 导致跨境运输只能以公路为主, 而以成本低、速度快、运力强为特点的铁路运输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规划中的“泛亚铁路”东线是贯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贸易大通道, 但目前该线路只修通了位于中国境内的部分, 即昆明-河口段的标准轨铁路。越南境内与昆河铁路相联接的还是修建于20世纪初、采用米轨的滇越铁路, 所以货物运到河口后要进行车辆换装才能出境, 造成运输成本增加, 转口贸易通道不畅。中方一直致力于推动“泛亚铁路”东线越南段, 即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建设, 并在2015年11月与越南签订了《关于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线路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换文》, 但越方的合作动力不足, 该项目目前仍处于编制规划阶段。此外, 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支线道路普遍等级较低, 造成“最后数公里”的运输困难, 从根本上制约了物流业发展, 影响口岸贸易优势的发挥。

  总体看, 目前联通中越双方的交通运输设施相对比较破旧, 现有运输与仓储能力都无法满足双边经贸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在越方境内, 公路普遍质量不高, 运力严重不足, 部分贸易地区甚至仍未通公路, 货物转运困难。中越铁路轨道标准的差异也限制了跨境货物的直接输入。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越边境贸易口岸能力的充分利用, 无法满足双方迫切的贸易需求。

  (三) 政策多变, 法律透明度不高

  越南国内法律基础相对薄弱, 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 执法不严和政府干预难以消除。越南政府已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 但其法律体系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法律法规的执行尚显宽松, 政策透明度低。投资审批程序严格、费时, 人为操作的因素很多。此外, 腐败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越南素来政策多变, 贸易投资限制与政策的突然调整让企业措手不及。另外, 一些行业准入门槛会否抬高也值得关注。

  (四) 政治互信不足影响中越合作

  一些学者认为, 中越之间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等的双边关系, 但这种关系却长期处于稳定的动态平衡中。[1]但近年来,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 越南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逐渐上升, 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双方经济军事实力不平衡的现状以及南海问题互相交织, 加之国际地区形势变化, 域外大国的不断干涉, 促使越南政府采取“远华亲美”的大国平衡战略, 也促使越南国内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尽管越南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日趋积极和正面,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心存疑虑, “中越关系一直无法去冲突化, 越南国家与社会已合谋形成了强劲的反华民族主义。”[2]

  尤其在南海问题上, 越南成为与中国对抗最为激烈的国家, 而且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强大的现实影响, 越南的知识精英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威胁认知, 普通民众的反华情绪也极易被煽动, 对华强硬成为越南一些政治人物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 越南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很难表现出更积极更主动的态度。中越之间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的重大建设项目也有被高度政治化的风险。[1]

  五、中越区域合作未来展望

  (一) 特殊的地缘决定中越未来合作的长期稳定性

  中越之间山水相连, 两国有长达1, 500公里的边界线, 越南有7个省与中国的云南、广西接壤, 中越边境人口密集、经济活跃, 多个民族跨界而居、世代往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邻国是搬不走的, 友好符合双方共同利益”。[2]

  从长远来看, 特殊的地缘决定了中越关系短期内受南海问题以及越南国内政治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波折, 但若无特殊的意外事件, 双边关系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从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角度, 尽管越南近年在不断调整对外战略, 在国内外一些政治势力影响下, 部分社会舆论对华不友好氛围浓厚, 各种“脱中”“减少对华依附”的言论也混杂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政局摇摆中, 但随着越共十二大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越南对外政策得到调整, “改变了过去几年越南对华外交走下坡路的轨迹, 重新评价对华关系并以肯定积极面为主, 明确中越经贸合作对越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3]

  (二) 经济的互补性保障了双方合作的空间

  尽管在中越区域合作中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由于双方社会发展道路相似、产业互补性较强, 推动中越区域合作发展已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共同的战略利益。改革开放40年, 尤其是近10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 但自然资源短缺与不合理的地理分布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越南方面矿产资源丰富, 但经济与科技水平发展相对落后, 中国的技术优势正好可以和越南形成良好的互补, 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此外, 中越两国的发展阶段和生产要素结构不同, 因此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 而越南则仍处在初级阶段, 这决定了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诸多互补性, 合作前景广阔。越南方面也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扩大对越投资, 推动越中贸易深入发展, 逐步扭转双边经贸关系的不平衡局面。

  (三) 多重合作机制保障了中越合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目前, 中越之间存在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在南海问题上, 两国已经签订了《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建立了海上渔业活动突发事件联系热线, 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制定, 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的共同开发和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在经贸议题上, 中越每5年更新一次经贸合作规划, 双方签订了一系列促进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的双边协定, 中国商务部和越南工贸部在中越经贸合委会机制内保持对话;云南、广西两省及其边境县市的各级地方政府和越南各边境省区之间建立了多种合作机制;两国还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 是区域经济治理和制度建设的伙伴。这些机制不仅有助于“绑定”双方利益, 促进双方在各个领域的长效合作, 而且“中越双方在多个议题上的制度化成果和经验也会外溢到南海领域, 对两国的对立和竞争产生强大约束”。[1]

  (四) 南海问题及域外势力干涉对中越合作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从历史上看, 越南对中国一直心存警惕, 这种心态使其对中国的任何对外战略尤其是涉及越南的政策都心存疑虑, 这也是其最初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在当代, 由于中越之间近些年一直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执, 中国国力上升使得越南的疑虑逐渐转化为焦虑与防范。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对越南外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越南外交”[1], 有些学者称之为越南外交的“南海问题化”。

  与此同时, 自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以来,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持续升温。随着美亚太政策的调整并继续干涉影响南海地区事务, 越南也成为其外交战略争夺的重要目标;越南也希望通过与美日印等大国加强联系, 借力大国, 增加自己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优势。2014年, 美国皮尤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 的调查显示, “76%的越南受访者表示对美国有好感, 而中国则可能是越南未来最大的威胁”。由于这种“海上争端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 部分专家及民众对中国经济方面的提议也持怀疑态度”。[2]

  另一方面, 随着越南国内改革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 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地位开始下降, 国家利益逐渐成为越南外交的关键因素。2011年, 越共“十一大”第一次明确提出, “民族、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根本原则, “是9, 000万越南人民的最高利益”。[3]这种背景下, 越南国内从高层到民间舆论都出现了疏远中国、加强与美国政治经济联系的呼声[4], 从而降低越南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此外, 越南也积极拓展和日、印、俄等大国以及东盟的外交关系, 以此保证其外交的“多样化、多方化”。尽管越共十二大后, 以阮富仲为首的越共中央调整了外交战略, 中越之间的战略互信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由于南海问题始终横亘在中越之间无法绕过, 南海问题和域外大国干涉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这势必会对未来中越的区域合作带来负面作用。

  总而言之, 中越两国山水相依、政治制度相同, 社会发展理念相通、道路相近, 前途命运相关, 巩固和发展中越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希望和根本利益所在, 这些都成为中越两国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因素促进双边合作的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两廊一圈”构想的提出又分别为两国规划出良好的合作机制。通过二者的有效对接合作, 加强双方政策的沟通、基础设施的联通, 找准利益共同点, 必将有力地推动中越两国的全面合作, 为两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互利共赢, 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历史恩怨错综复杂、南海问题又纠葛不断, 加之域外大国的干涉, 中越之间的合作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从现阶段来看, 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海洋权益仍是影响越南实现发展目标的三个重要变量, 也是影响中越关系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三个因素。经济发展仍是越南当前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 在主权没有受到重大威胁之时, 越南不会以牺牲经济为代价, 追求其所谓南海权益。作为越南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 中越合作自然还存在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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